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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年前，女儿被派往瑞典工作，她邀我和老伴前去休憇；那时，外孙汪汪还小，我们欣然前往，既享生息，亦当保姆，在瑞典长住了一段时间。所闻所见，颇为有趣，至今记忆犹新，历历如昨。近日，翻阅往昔照片，更勾起浓浓的怀思。我想把这些记忆留驻笔端，闲来时随意写上几篇，随写随发，总冠名为《瑞典记忆》，此其五《三高制度》。说的是对瑞典高工资、高税收、高福利制度的一点肤浅了解。

北欧（Northern Europe）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，指五个主权国家：丹麦、瑞典、挪威、芬兰、冰岛。北欧五国，都是福利国家。其中，瑞典的福利制度实行得最早，也最完善，被公认为“福利国家的典范”，也被称为“瑞典模式”。

借由女儿的工作，我对瑞典模式多了一点感性认识与了解。瑞典模式的基础和核心是三高，即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。我在瑞典时，那里的月平均收入约在2万7、8瑞典克朗（以前我介绍过，当时1瑞典克朗兑1元人民币，如今只能兑0.8元了），估计现在只会涨，不会降。考虑到那里的物价和税率，这样的收入水平可以理解；而高税收、高福利，却是实实在在、毫不含糊的。

基于“三高”的瑞典福利制度面向全体国民，是普适和广泛的。人的一生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每个阶段都享受各种社会福利。生了孩子能得到政府奖励，多生多奖；产妇享受一年带薪产假，工作岗位保留；如果产妇去上班，丈夫可以替她在家照顾孩子，同样享受带薪“产假”。全民享受医疗保险。从幼儿园，到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学费和吃住全免。失业者有失业救济金。老人有养老保险。政府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专门公寓，提供必要的护理。

与自然的和谐

人与人的和谐

在这种福利制度下，人们无需为生孩子、养孩子、就医、赡养老人发愁，也不必攒钱养老；移民、难民也能享受多种福利，各类弱势群体都能得到照顾。这里的大公司，如果要做大的机构调整，涉及裁减员额时，要和政府做沟通，还要同工会组织进行协商，征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。

我在瑞期间，常带外孙到街角的一个快餐店买热狗、炸土豆条，经营小店的是一位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。他喜欢我的外孙，每次都让汪汪站在高台上逗他玩，给他棒棒糖吃。他对移民到瑞典后的生活十分满意，想必是同他的祖国相比，生出的感慨吧。他唯一的儿子在瑞典读完中学，正在上大学，而他本人并未在供养孩子方面花什么钱。一个小店，维持日子，够用了，无愁之有。

女儿住的房子宽大，要找临工帮助清扫。做家务劳动的小时工，是一位来自波兰的移民，中年女士。她没有特别技能，在一家健身房当清洁工，在完成职务工作后，也当小时工。政府不仅允许，还为这种劳动规定了最低工资，可不是我们这里的十几、几十块，而是一个小时数百元。每月两次，每次干三个小时，要付千元以上的工钱。政府既鼓励用工，又尽力减少雇方支出，因此以退税形式冲减全额费用的约三分之一，小时工所在的公司给女儿开具账单时，只要求支付余下的三分之二即可。这位女工劳作时，总是全力以赴，汗流满面；我们请她吃我们蒸的馒头和卤制的酱牛肉，她说太好吃了，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、不一样的食品。

政府靠庞大的税收支付各种福利开支。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，福利来自纳税。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个环节都要缴税，公司税赋倒不重，所得税率28%，但个人收入税很高，世界驰名。这里，对个人劳动收入（包括工资和各种商业收益）实行累进制税率，收入高的纳税多，收入少的纳税少。最高税率，达到个人收入的58%。为了形成纳税光荣的社会风气，马尔默当地的报纸上还会像登“光荣榜”一样，公布和表彰达到一定数额的纳税人。

靠什么支撑和有效推行这种福利制度呢？据我观察和分析，主要有四点：一是自然资源，二是经济实力，三是社会心理，四是制度设计。

一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大，这是支撑福利制度的资源基础。瑞典近4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，只有920万人口，自然资源得天独厚，拥有广阔海域、漫长海岸线，还有茂密的森林、丰富的矿藏（包括蕴藏量居欧洲第三的世界著名的优质铁矿）与淡水等各种资源。

二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托起的综合经济实力，这是支撑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。瑞典因经济自由与教育普及，很早就走上了工业化的轨道。北欧几个国家个个都不错，但人们有时会说，丹麦卖设计，挪威卖资源，瑞典卖产品。还真有点道理。瑞典自1890年代开始发展制造业，现在的人均世界品牌数世界第一。例如我们熟知的沃尔沃、宜家等。还有，在航空界鼎鼎大名的SAAB，它最初的全称为Svenska Aeroplan Aktiebolaget，即瑞典飞机公司，只生产军用飞机，后来并购了生产载货汽车的斯堪尼亚（SCANIA）公司，成为一家集车辆、飞机、计算机等为一体 的综合性集团公司。此外，在我不熟知的许多领域，如石油、化工、医药等，瑞典拥有多项世界级品牌。

三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心态，这是支撑福利制度的民意基础。据说，曾经有过关于两高制度利弊得失的大讨论和民意测验。反对的声浪很大，但最终多数人还是拥护和支持这种制度，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这种制度的庇护下长大的。一些年轻人认为税负太重，压制了创造财富的积极性，可是又找不到成套的新办法，对于改变制度缺乏足够信心，于是还是选择维持这种制度。久而久之，制度的力量加上精神的力量，就形成“既不可能有人拥有一切，也不可能有人一无所有”的社会心态，也许，这就是他们所接受的理想社会的道德标准之一，抑或一种宗教教义。

四是精细的制度设计，确保公平正义，这是实施福利制度的关键环节。首先，瑞典的政府和官员不贪不腐，平民化的执政意识深入，这在国际上也是出了名的。再就是，细致地设计二次分配的操作，讲求细节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使制度的执行有规可依。比如，我上面提到的雇佣小时工的政策设计，以此保证最底层的劳动者有尊严地、体面地工作，获得相应收入；也适当考虑雇佣方的支出减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瑞典这样的多党制国家，并未因执政党更迭而对社会福利制度产生颠覆。长期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（简称社民党），在1932~1976年连续44年的执政期内，使瑞典成为发达的现代化福利国家。从1976年至今，执政地位在社民党和温和联合党（亦称保守党）之间轮替，但均未影响国家制度的稳定与连续。瑞典在整体上持续奉行民主社会主义，实行社会改良和市场经济，国家不干预企业经营，但通过公共部门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。

由这篇小文，想到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。我知道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分配问题是一个很大也很难的问题，所谓公平分配是相对的。但是基本原则是不可违拗的，即要把强调经济效益和公平分配结合起来，既避免经济危机，又避免短缺经济，既避免平均主义，又避免贫富悬殊，采取如瑞典这样，在鼓励提高效益的基础上，以国家名义实行干预，实施强有力的二次分配，看来是一个有效途径。当然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定国情，应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政策设计，但保证政府的廉洁高效，为多数人谋利益，让广大人民享受发展的成果，应是不懈的、永恒的、共同的追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