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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是逃匪，一个是人质。

坐上抢劫而得的福特车，一路前往拉斯维加。本以为是惊险的丧命之途，却充满了惊喜与意外。

这是美国电影《完美的世界》所讲述的故事：小男孩菲利普和高智商杀人犯海恩斯。

故事开始于万圣节的次日清晨，菲利普第一个被妈妈叫起床，正是睡眼惺忪。

和他一起生活的两个姐姐，还躺在床上入梦。唯独不见父亲的身影。

刚刚过去的那个万圣夜，他眼睁睁看着身着奇装异服的邻居小孩往他家的玻璃窗上扔水炸弹，只能默默隐忍。由于母亲特殊的宗教信仰，他自出生以来，从来没有过机会玩一玩“不给糖果就捣蛋”。

谁能想到，昨夜越狱出逃的海恩斯突然破门闯入，给菲利普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转机。

和他那位鲁莽的同伴不同，海恩斯考察了一下这个缺少男主人的家庭，最终决定带走聪明听话的菲利普，作为与警方斡旋的条件。

海恩斯杀人不眨眼，对小男孩却很温柔。或许是童年时期父亲的离去，使他厌恶一切对儿童的暴力。

他为菲利普买来可乐，教他做芥末三明治，带他去服装店挑选衣服。甚至，因为同伴对菲利普动粗，他将其解决在了玉米地里。

菲利普坐在车里，眨巴着眼睛，始终没有哭泣，对海恩斯偶尔的表扬露出小狗般乖巧的笑容。

在他的年纪，对是非善恶仍很懵懂。或许是得到了安全感，菲利普反常地信任起这个“临时监护人”，对他的命令言听计从。

为了给”旅途“增添乐趣，海恩斯不忘说一些俏皮话。他将驾驶的福特车比作一台时光机，车身前方是未来，车后是过去。踩下油门加速，便穿梭到未来；汽车停下，则是现在。

菲利普听得入迷，几乎忘记了自己身在险途。

更让他上瘾的，还有万圣节。

菲利普架不住诱惑，从服装店偷得了一套”鬼马小精灵“的万圣节服饰，事后又为“偷窃”自责。

海恩斯一本正经：凭借个人能力得不到的东西，借过来也无可厚非。

原生家庭里的诸多禁忌在与海恩斯的相处过程中逐一瓦解。菲利普换上面具，开开心心地扮演起了“大盗”，像开始了一次难得的家庭出游。

一路上，他学习认识自己的身体，又目睹海恩斯与汉堡店女工的亲热，开始思考男人与女人的关系。这些原本应该由菲利普的父亲来教授的课程，海恩斯替代他完成了，尽管他是一名万恶的杀人犯。

影片的最后，海恩斯被警方包围。在释放菲利普之前，他要求小男孩的母亲许诺下未来的棉花糖、过山车与万圣节。他希望菲利普在他离去之后，仍有机会拥有这些儿童“天然的权利”。

而获得人身自由的菲利普却没有径直向母亲奔去，而是流泪拥抱了海恩斯。

那一刻，他们的关系，不再是绑匪和人质，而是亲昵如父子。

就是这样的关系，奇异、矛盾，又不乏闪烁的温情。它映射出了父职的缺席对两个男性造成的创伤，也是这种共同的创伤，将他们神奇地联系在一起，令菲利普对海恩斯产生了深深的依赖。

能够解释上述情感产生的心理机制之一，人们一般称为“人质情结”，或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（Stockholm syndrome），指的是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、依赖，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特殊情结。这一概念的命名源自于瑞典的一起真实事件。

1973年8月23日，两名有前科的罪犯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一家信贷银行，并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。在与警察僵持良久后，歹徒最终投降。然而曾经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，却对绑架他们的歹徒显露出怜悯，不仅不痛恨歹徒，还感激他们在挟持过程中的照顾，并且对警察采取敌对的态度，不愿意在法庭指证歹徒。

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，4名人质抗拒瑞典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因此事件而得名。

研究者发现这种综合症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，在集中营的囚犯、战俘与乱伦的受害者中，都可能发生。[1]

作为一则经典的心理学典故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启发了很多文艺工作者，将其广泛应用于影视、文学等艺术作品的创作中，以此表现人与人之间隐秘而复杂的情感向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