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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许早已适应，就此跟绑匪同床，

谁料你，谁料我，能合作到爱死对方。

应该也不只一次，幻想怎么逃亡，

却未戒掉妥协的欲望。

这是《斯德哥尔摩情人》中的歌词。林夕以特殊的写词风格，对于斯德哥尔摩症产生的爱情描写，让人体会到了这其中不寻常的爱恨纠葛。

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发现是因为在 1973 年 8 月 23 日，两名有前科的罪犯 Jan Erik Olsson 与 Clark Olofsson，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，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，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 130 个小时之后，因歹徒放弃而结束。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，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，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，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，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，他们都表示并不痛恨歹徒，且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，而对警察则采取敌对态度。

更甚者，人质中，一名女职员 Christian 竟然还爱上劫匪 Olofsson，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。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，在这期间，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，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。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，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。

后来，人们发现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几乎是人质挟持事件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。1976 年，法航 139 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。根据一名头脑清醒的女人质回忆，劫持过程中，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，如何殴打、虐待旅客，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发表演说时，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。这个叫作达维森的女人质在回忆中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现在，只是现在，我才理解。当人们想活命时，是最容易受骗的。”

社会学家对这起劫机事件研究后得出结论，这是可称为“斯德哥尔摩症候群”的事件。这种症候令人惊讶地普遍。研究者发现，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，从集中营的囚犯、战俘、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，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。

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。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，杀手不讲理，随时要取他的命，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地付托给这个凶徒。时间拖久了，人质吃一口饭、喝一口水，每一次呼吸，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容和慈悲。对于绑架自己的暴徒，他的恐惧，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，然后变为一种崇拜，最后，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，就是自己的安全。

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，按照心理分析学的看法，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，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(或成为理想父母)的可能，此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。

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，然后轻柔地对你说：“人的最高权力是生存的权力”，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？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，能否认为你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呢。

作者简介

张博辉，湖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，曾留学韩国东国大学一年，针对性的学习心理治疗。现在是国际B级心理咨询师，如今正在研究如何将西方心理学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——心理学中国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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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张博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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